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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3, 2006 at 8:54 am #128322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袁偉時論歷史教科書全文
<font color=”gray”>2006年 3月 1日 星期三 18:10 更新</font>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曾於冰點周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
全文如下﹕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僕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
- March 3, 2006 at 9:01 am #80030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冰點刊登長文批評 袁偉時讚理性討論
<font color=\”gray\”>2006年 3月 2日 星期四 05:05 更新</font>【明報專訊】在被中宣部封禁35日之後,《中國青年報》每周專版《冰點》昨日復刊,頭版全版刊登萬言長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批駁直接導致冰點停刊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指《現》文作者、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按一己好惡隨意拈取史料,隨心所欲評論歷史。袁偉時回應說,《反》文力求在史學範圍內討論問題,是值得歡迎的進步。被調職的冰點原副主編盧躍剛向本報說,冰點能夠如此快復刊,是各方力量互相妥協的結果,反映時代在進步。北京有學者也表示,這是中國社會一種好現象,是政治進步、民主進步的表現。
《反》文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張海鵬撰寫,文章開篇即指出﹕「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1月11日發表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其觀點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
未評價袁文政治動機
張海鵬昨日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他這次撰文反駁袁偉時的文章,是應中青報約稿而作,亦是他幾十年研究一貫所持的觀點,並沒有受到黨組織官方部門的指定。至於他在文章中未評價袁偉時文章的政治動機,因為他始終認為學術問題要通過學術討論解決,不能用打棍子、扣帽子的辦法。
張海鵬說,袁偉時文章發表後,他一直心有不快,但當時的中青報不可能讓他有機會說話﹔後來中青報有關人士找他寫稿,時間很匆忙,前後不到一周。所幸他的觀點都是現成的,是他積40年研究的心得,他願意接受。
袁偉時則回應說,總的看來,張的文章是力求在史學範圍內討論問題的,這與一個多月以來的狀
- March 3, 2006 at 9:06 am #118889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
2006-03-01 07:<font color=\”white\”></font>58<font color=\”white\”></font>:03 來源: 中青在線(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海鵬如何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以及圍繞這個主題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不僅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是關係到中國未來發展道路、關係到我們對青少年一代的教育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1月11日發表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下簡稱《現》文),其觀點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引起關注。
近代中國的主要任務
1842~1860年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為標誌,中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形成了束縛中國發展進步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正是這個條約體系,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95年的《馬關條約》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完全形成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0世紀20~30年代,當時的進步學者,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各個層面論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並總結了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分析,並據此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可以說,在近代中國109年的歷史進程中,由中國的革命政黨推動的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旋律。這個革命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謀求民族獨立;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以謀求國家的民主進程。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主題。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後,在人民掌握了國家的主權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才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
《現》文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侵略上。文章說義和團犯了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它強調:「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現》文似乎找到了一個歷史證據:「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義和團開始廣泛宣傳拆毀鐵路、電線桿,正是在列強以戰爭脅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的時候,而採取大規模實際行動,則正是在清政府鎮壓期間和八國聯軍戰爭期間。有學者通過大量事實的舉證,證明了這一點。據美國歷史學家施達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個義和團運動中,在中國的任何地方,沒有一個外國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唯一的一個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東的遇害」。(1)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6月3日,還有一批德國兵和奧匈兵到達。據馬士統計,總共到達北京的武裝人員有451名,其中兩名軍官和41名衛兵保護西什庫天主堂(即北堂),17名軍官和391名衛兵保護使館。士兵攜有機關槍和大炮。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洋兵入京,不僅在克林德看來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在拳民看來也是瓜分中國的開始。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桿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後發生的。攻打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也在這以後。洋兵入京是事變變得更加複雜和動亂的根源。據施達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發生在河北省雄縣附近義和團與京保鐵路洋工程師倭松(Ossent)的衝突,是義和團與武裝的歐洲人的第一次衝突,洋人先開槍,義和團從數百人聚集到萬人,對洋人加以追擊,「將洋人追擊上岸,未知存亡」。(2)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義和團殺教士、焚毀教堂、鐵路等的具體原因。
義和團發生的長期原因,則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有關,特別是《馬關條約》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有關,與外國傳教士長期以來在中國傳教過程中的為非作歹有關。大量歷史材料證明,義和團仇視洋人、洋教、洋物,都與仇視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圖謀有關。在洋兵進京以前,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出於與清兵作戰的需要,為反抗西摩爾聯軍乘火車進京,大規模破壞鐵路,完全是作戰手段,以此攻擊義和團摧毀現代文明,是什麼反人類、反文明,這就是西方侵略者的觀點了。
圍攻使館和西什庫教堂,是義和團被攻擊的一大原因。真實的情況又如何呢?據記載,西什庫教堂內有法國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3)義和團於6月15日圍攻教堂,由於教堂防衛堅固,始終未能攻下來。6月12日,東交民巷一帶已被西兵佔據,不准中國人進入。試圖靠近的拳民,往往被擊斃。據美使康格6月15日的電報,「我們僅僅力圖保衛我們自己直到增援部隊到來之時,但是各使館駐軍早已槍殺了差不多一百個拳民」。(4)使館以為西摩爾聯軍很快就會趕到,有恃無恐,3天之內就槍殺了近百個拳民,這不是在義和團的仇外心情上火上加油嗎?圍攻使館固然違反國際法,但也是使館咎由自取。據記載,6月16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著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護,不得稍有疏虞」。(5)顯然,清政府保護使館的措施是明確的。
必須指出,早在5月底,各國已在各自使館駐紮重兵,把使館變成設在北京城內的外國軍事據點。這是完全違背國際法的。據當時歐洲的國際法學家的意見:「使臣公署,不得據之屯兵」(6),這是國際公法常識。大沽事件後,各國侵華戰爭宣告爆發,清軍和義和團攻擊使館,實際上是對這個外國軍事堡壘的進攻,從國際法角度看,不能說完全無理。外國教堂屯兵,更是違反國際法的。(7)
義和團的反帝鬥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八國聯軍出兵以前,列強瓜分中國之說甚囂塵上;八國聯軍出兵引起義和團強烈抵抗之後,經過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辯論,瓜分中國說為保全中國說所代替。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長達45年的英國人赫德在當時寫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即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8)義和團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來了,中國人也很快看出來了。最早看出這一點的中國人,是留日學生。1901年在橫濱出版的《開智錄》上,有作者著文,對義和團給與了崇高的評價,說「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有此數功,則我國民精神從此振刷矣。」(9)孫中山高度評價義和團的歷史功績。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說義和團「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10)
國際無產階級高度評價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在1900年寫道:「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對中國實行這種掠奪政策了」。(11)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報紙《前進報》,1900年6月19日發表題為《鐵拳》的社論,說「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戰爭』,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12)
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鬆散組織義和團,其本身愚昧、落後,有許多缺點,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必須指出,義和團的籠統排外主義實質上是農民階級有歷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初期的共同特點,義和團運動不過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現。因之,對義和團的排外主義,不應採取簡單回避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是需要進行科學的階級分析和歷史考察,對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鴉片戰爭以後160多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侵略與反侵略同在,壓迫與反抗同在,屈辱與輝煌同在。屈辱、覺醒、奮鬥、犧牲、變革、進步,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
總結160多年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前109年和後56年。前109年,歷史的大關節,基本上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是封建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鎮壓人民起義和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是中國要求追上世界資本主義的步伐、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思想文化的種種鬥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圍繞這些歷史的大關節進行的。經過社會先進人士無數次的社會改良,經過新的社會階級、政黨發動的屢次革命,在堅持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贏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由人民掌握政權的新中國的誕生。後56年,歷史發展雖然也很曲折,但其歷史的大關節,基本上是在人民取得政權的基礎上,探索國家現代化並且取得巨大成績的歷史,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且成功地摸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後56年內特別是前期的某些失誤,也與這種探索有著密切的關係。換一個說法,前109年是爭取國家獨立的歷史,後56年,是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的歷史。這樣一個簡單的歷史過程,大多數人都是明了的,特別是最近50年,同時代人作為這一歷史過程不同程度的參與者、見證者,都體驗到了創造歷史的艱辛與喜悅。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滿足。
《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雖然從中國取得了許多特權,但還要取得更多的特權。它們還要求在中國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國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設立使館。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證明,英國之所以發動這場戰爭,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以保障當時英國在華最大的經濟利益───鴉片貿易。(13)謀求在華的全面經濟與政治利益,這是它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個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場侵略戰爭遲早是要爆發的,問題只在發動戰爭的時機和借口而已。
《現》文說戰爭的原因,列舉了兩條。一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即外人入城問題),另一是修約問題。這是兩條表面原因,如果認為是根本原因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外人入城問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南京條約》第二款:「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這就是說,一般英國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則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認為,按中文字義,城邑不一定指城內,條約未給英國人入城的權利。《南京條約》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譯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認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內,因此,英國外交官和一般英國人都可以入城。中英雙方在條約約文的理解上,發生了很大歧異。按照歐洲人的國際法,《南京條約》的兩種文本(當時沒有第三種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條約簽字時未聲明以哪種文本為準,在文本的解釋發生歧義時,應允許各方各執己見。事實上,這兩個文本都是英國提供的。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來源的不同解釋。在中方看來,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條約的理由不充分。其實中國官方在英國的壓力下,已經同意英國人可以入城。但是廣州城廂內外社團、士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入城,甚至不惜開戰,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協」為由,推遲入城的時間。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暴行和鴉片戰爭後多起英人恃強作惡的中外糾紛事件,是造成廣州民眾仇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民眾的仇外情緒當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廣州民眾反入城鬥爭當時有其發生的條件。(14)
要求修約,則是西方列強企圖從中國拿到更多權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國就利用最惠國待遇和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有關12年後貿易及海面各款稍可變更的規定向中方提出修約要求。這年5月,英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文翰提出修訂《南京條約》問題,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國應毫無保留地給英國人開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國人走遍全中國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訓令時,太平軍北伐部隊已攻進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軍與清政府之間誰勝誰負難料,就把訓令擱置起來。7月,美國向清政府提出幫助鎮壓太平軍作為誘餌,以修約擴大在華權益。清政府懷疑美國的動機,沒有接受。其實,研究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學者早已指出,英國要求修訂《南京條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南京條約》是一項政治條約,不是商約,沒有修訂的規定;而修約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國待遇之內。(15)英國利用中國當局不了解歐洲人的國際關係知識,加以蒙哄和欺詐,清政府只有被牽著鼻子走了。
1854年,英國、美國、法國都積極活動修約。但是對於英國來說,採取戰爭行動解決修約問題的時機沒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聯盟正與俄國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著克里米亞戰爭,英國的軍力佈置在克里米亞戰場上。所以英國政府訓令包含修約談判中要嚴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國承認修約的原則,實際談判不必馬上進行。1855年,美國任命傳教士伯駕為駐華公使,給伯駕的任務,是要他從清政府取得公使駐京、無限制擴大貿易以及取消對個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項主要權利。伯駕知道,《望廈條約》只規定了12年後作細小的修改,但他認為:「為了達到各國政府的最大利益,不僅細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變更是必不可少的」,為此「必須採取強硬手段」。(16)他在來華前,遍訪了倫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見。1855年8月,伯駕希望北上渤海灣,逼迫北京政府舉行修約談判。包令說:「用孤單的行動而不伴以強大的軍事壓力,就沒有希望從中國取得任何重要的讓步」。(17)因為各國軍艦尚未調到遠東來,沒有軍力支持,這次北上行動未能成行。這就是說,用戰爭手段,達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約的目的,這已經是既定決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俄國戰敗。這時候,英、法、俄國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國,各國軍艦都可以移師中國了。在克里米亞戰場上廝殺的對手,在中國成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戰爭手段已經決定,侵略者總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這時候,馬神甫事件發生了。儘管這是一個突發的個別的事件,對於法國來說就是一個好借口,但是,對於英國來說,這個借口還不太有力。不久,亞羅號事件發生了。殖民主義者要尋找侵略中國的借口是不難的。20世紀初法國的研究者研究了資料後指出:包令「要向中國啟釁,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話,他還有本領找到比劫持『亞羅』號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定要打起來的,並不因為中方的什麼態度而轉移。而要打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要越過條約特權在中國謀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沒有程序正義
眾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質就是掠奪。《現》文在評述馬神父事件的時候,拿出了一個「撒手鑭」,叫做程序正義優先。文章寫道:西林地方官員把馬神甫處死,「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這不僅否認了侵略者的本質,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實。
程序正義優先,頗為嚇人。似乎當時來自歐洲的英國人、法國人最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實際上,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的殖民主義侵略者,來到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
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後。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麼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又以大沽之戰為例。當法國人知道清政府已經在大沽口設防,仍然決定與英國公使乘炮艦從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國公使普魯斯給英國政府報告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準備憑借武力威脅來索取。」(19)普魯斯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堅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北京。(20)英法聯軍在充分準備下(僅英國艦隊就有戰艦、巡洋艦、炮艇共十餘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發動進攻。大沽守軍進行了堅決回擊,激戰一晝夜,擊沉擊毀英法兵船十多隻,斃傷英國士兵464人,法軍14人,英國艦隊司令也受了重傷,不得不狼狽撤走。英法軍艦首先向大沽炮台開炮,大沽守軍回擊,完全是正義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貫同情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評論道:「即使中國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環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21)
實際上,清政府已經同意在北京換約,並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內安排了公使住處。清政府從安全出發,指定了公使進京的路線,規定可帶隨從,不准帶武器。這些安排完全合乎當時國際關係的準則。歐洲人制定的國際法沒有規定可以攜帶武器到他國首都去交換條約批准書。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謂程序正義的要求。當大沽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反誣中國破壞條約,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實行「報復」。英國《每日電訊》甚至稱: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並佔領北京;英國人應該成為中國的主人。馬克思當時在評論大沽事件時寫道:「難道法國公使留住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國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強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既然天津條約中並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駛入白河的權利,那麼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准書日期以前向中國尋釁了。」「白河沖突並非偶然發生的,相反地,是由額爾金勳爵預先準備好的。」(22)馬克思是研究了英國公使和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報道寫下這些評論的。
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在澳門望廈村簽訂,又名《望廈條約》),是中美之間締結的一項商約。它的第34款規定:「合約已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又和約既經批准後,兩國官民人等均應恪遵,至合眾國中各國均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23)這裡非常明確地規定了《望廈條約》「不得輕有更改」,中美兩國「均應恪遵」,美利堅聯邦各州(「至合眾國中各國」)不得派人前來對此另有異議。在什麼情形下可以在12年後「稍有變通」呢?條件只是因為「至各口情形不一」(「現文」引用時恰恰把這幾個字刪掉),涉及到貿易及海面各款時,可以稍加修訂。這實際上指的只是細小的修訂。美國以及各國清楚這一點。中方也清楚這一點。1855年5月,美、英、法三國公使先後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訂《望廈條約》,為此清政府指示說:「各夷議定條約,雖有12年後公平酌辦之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為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24),清政府的認識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理」,英、法、美各國都沒有提出大段修改條約的權利;即使稍加修訂,也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與清政府商議,「公平酌辦」。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訂,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簽訂的條約是無效的。馬克思曾經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檢察官致倫敦《晨星報》的聲明,那份聲明說:「無論這個條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國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強力行動,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顛王國至少已沒有權力享受這個條約所賦予它的優先權利和特權。」(25)這就是程序正義優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國哪一國遵守了這個原則?
唯物史觀不能動搖
研究和解讀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讀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廣大讀者,更應該對社會、對讀者抱著非常負責的態度。歷史過程、歷史事實是怎麼樣就怎麼樣,並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釋,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同時,歷史進程充滿矛盾的運動,複雜的事件是有各種各樣具體的事件組成的,我們在分析、研究歷史事件時不能把握盡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不能抓住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不能對歷史現象做出階級地、辯證地分析,我們就不能從紛紜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把握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歷史過程作任意的解釋,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流行一種說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有思想的人寫出的,上述說法有一定的意義。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寫成人人心中的歷史,則言人人殊,失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這種歷史去教育青年,就會貽誤青年。
歷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現》文的不正確,在於完全拋棄了唯物史觀,得出許多錯誤的觀點。試舉幾例:
「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這是想當然。列強侵略中國,什麼時候都沒有與中國「協議」過。歷次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條約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強加的,中國談判代表哪裡有資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汪精衛在抗戰初期組織低調俱樂部,講的也是類似這樣的話。汪精衛之不齒於歷史,已經難以改寫了。我們只能這樣回答:中國人民對外來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國早就成為一個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國還有今天嗎?
「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當代人俯視歷史,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列強是強勢一方,封建的中國是弱勢一方。但是,在鴉片戰爭的年代,有哪一個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是弱勢一方呢。即使認識到是弱勢的一方,難道弱勢的一方面臨外敵侵略的時候,就不應該反抗嗎?清政府被嚴格限制在不平等條約體系內,什麼時候都是嚴格遵守條約的,不遵守、不滿足原有條約特權的,一向就是外國侵略者。
「經過長期、複雜、反覆的博奕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這句模稜兩可的話,放在晚清,放在近代中國,完全是無的放矢。國家不獨立,人民不掌握政權,沒有強大的國力,靠清政府去博奕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天,中國綜合國力相對比較強大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博奕」了,可以爭取建立相對平等、互惠的國際秩序了,但是建立合乎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是可能的嗎?
「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近代中國的歷史道路不是這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不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況,只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可以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嗎?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還找不到這樣的先例。孫中山建立中國同盟會,一心想振興中華,向英國、美國、法國學習,建立起像美、法那樣的共和制度,卻完全得不到當時美歐等西方國家的支持。可是當政權轉移到袁世凱手裡,就得到西方列強支持。孫中山經過幾許磨難,終於明白這一點:西方國家是不支持在中國建立像他們那樣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所以孫中山重新組建中國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決心走非資本主義道路,並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一波一波地發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運動,組織共產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掌握屬於人民的武裝,才能夠有今天中國的結果。中國今天向全面小康社會的高速發展,中華民族今天能夠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學習西方列強得來的。西方人的歷史發展道路給了中國人以啟迪,在比較中,中國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地反帝反封建,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我們才真正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現》文所敘述的歷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紮實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惡,隨意拈出幾條史料,隨心所欲地作出歷史評論,這樣的歷史評論,脫離了史料基礎,只是個人感想,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乍看嚇人,卻是沒有根基的,沒有說服力的,經不起史料鑒證的。懂得歷史,才能更好地建設今天。把鴉片戰爭以來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明白真正的現代化道路在哪裡,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會行進得更加堅實。
(1) 施達格 George Nye Steiger:《中國與西方:義和拳運動的起源和發展》,第162頁,1927年英文版,轉引自牟安世著:《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286~287頁,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
(2) 廷傑、廷雍等:《致裕祿電》,1900年6月2日,見《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二輯,第148頁。
(3) 佐原篤介:《拳亂紀聞》,載《義和團》第一冊,第168頁。
(4) 引自施達格書,見牟安世著:《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338頁。
(5) 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4~145頁。
(6) 馬爾頓Martens:《星軺指掌Laguide diplomatique》第2卷,第16頁,1876年同文館版。
(7) 我從前寫過兩篇文章,專門闡述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及其歷史地位,闡述義和團以及辛丑議和中的國際法問題,請讀者參考:《應當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試論辛丑議和中有關國際法的幾個問題》,載張海鵬著:《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8) 呂浦、張振昆鳥等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集》,第152~15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9) 《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載張、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第62頁,三聯書店,1960年版。
(10)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孫中山選集》下卷,第724頁。
(11) 列寧:《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14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上冊,第2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13) 參見J.Y.Wong,Deadly Dreams:Opium,Imperialism,and the‘Arrow’War(1856-60)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4) 參看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第114頁。
(15) 參考丁名楠、余繩武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118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16)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p.195。
(17)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英文本,第687頁。
(18) H.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Paris,1905.第51~52頁。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第六冊,第54頁。
(19) Bruce to Malmesburg,June 1859.見Correspondence with Mr.Bruce,Her Maji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第9~10頁。轉引自丁名楠、余繩武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148頁。
(20) 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第197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1) 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2) 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3、46頁。
(23) 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編,第56頁,三聯書店,1957年第一版。
(24)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3卷,第14頁。
(25) 轉引自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頁。
- March 3, 2006 at 9:11 am #118890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冰點今復刊
<font color=\”gray\”>3月 1日 星期三 05:05 更新</font>【明報專訊】被封殺1個月的《中國青年報》每周專版《冰點》今日復刊,一如當局的「復刊令」所指定,今日的冰點重點刊出反駁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文章,指袁偉時那篇導致冰點被封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文章嚴重違背歷史真實,不但對歷史作出錯誤判斷,還誤導了讀者。
長文反駁袁偉時
發表批判文章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據消息人士指出,張海鵬這篇題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的批袁文章長達萬言,文章列舉了大量史實資料,對袁偉時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中的謬誤之處逐一批駁,指袁文違背了歷史真實,從個人的角度對中國那段歷史作了錯誤判斷。文章使用的是學術探討語氣,未予人霸道和無端指摘的感覺。
據了解,張海鵬是湖北人,66歲,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學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專家組召集人,社科院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評議組成員、全國人大代表,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政治史及台灣史等。
(明報駐京記者報道)
- March 4, 2006 at 2:52 pm #118894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企盼學術、文化討論回歸理性、寬容、自由、平等的正軌/文﹕袁偉時
2006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冰點》今天復刊,刊登了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以下簡稱《反》文)。拜讀以後,有幾點感想﹕
第一,邁向正常軌道的第一步。
總的看來,《反》文是力求在史學範圍內討論問題的。與一個多月以來的狀况不同,《反》文沒有亂扣帽子、大打棍子,開始回到講事實、擺道理的常態。這是值得歡迎的進步。其中還有一些很不恰當的非學術的詞句,引起一些讀者的反感,我想還是應該用寬容的態度看待這些一時難於自拔的舊的思維習慣。
時至今日,中國思想、學說、文化領域裏面已經出現了多元並立的局面。對歷史和現實事件,各種人會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讀。應該拿出足夠的智慧和寬容的心態直面這種多元並存的局面。各方(不單是一方)都要對當前文化發展、學術發展的大局有個清醒的認識﹕不可能有思想的統一、觀點的統一,不可能出現大一統了﹔面對這個局面,需要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討論。
否則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很容易回到文革狀態。「文革」一開始,在批判彭真的文化匯報提綱的時候就提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沒有什麼平等可言的,要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結果是斯文掃地,冤獄遍域中,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飛速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大陸卻全面大倒退。所以,不願意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討論就或遲或早會回到文革狀態。我想,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之後,願意回到這個局面的人很少了。
今天,知識或者人力資本已經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首要因素。摧殘學術文化,就是戕害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球化的大潮又一次把各國推到十字路口﹕能不能營造一個讓人的創造力自由發展的制度環境,是決定國家盛衰的關鍵。讓權力成為學術文化是非的判官,必定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唯一出路是讓學術文化回歸自由探索、自由討論的天地。對多災多難的中國說來,重要的一條是各方君子均要多考慮國家發展和人民的福祉,掃除各種稀奇古怪的障礙。
其中之一是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陳腐思維。
拙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討論19世紀的問題,希望改進歷史教學,本來是十分平常的學術討論,批評的是咸豐皇帝、慈禧太后等顢頇的統治者誤國殃民的罪行,怎麼扯到攻擊社會主義、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上去了﹖
就在前幾天,幾位自稱「左派民族主義者」的人士,大罵《冰點》原主編李大同先生「背後有洋人和民間資本利益集團的主子」﹔袁偉時則是宣揚「洋奴影射史學」﹗說話要有根據。你們不懂歷史卻要大放厥詞,往自己臉上擦黑、出醜倒也罷了,人身攻擊是極為下流並要承擔責任的。請問這些先生﹕哪一位是李大同先生的本國和外國的主子﹖你們知道不知道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多少學者、知識分子在「影射史學」的大棒下身亡﹖所謂「洋奴」、「買辦」的罪名又坑害了多少無辜﹖你們究竟想幹什麼﹖
《反》文值得歡迎之處是開始擺脫混淆學術和政治的糊塗、愚昧的習慣,講出一番道理,列出一批史料。是對,是錯,可以慢慢討論。如果《冰點》周刊的新任主編有足夠的遠見和權力,發表批駁《反》文的文章,那就為中國的學術文化發展回歸正常的軌道邁開了重要的一步。我為我的祖國馨香禱祝,企盼不要有人為學術文化的發展設置不應有的障礙﹗
第二,怎樣反帝反封建﹖
說反帝、反封建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問題,本身沒有錯。但是應該將涉及的內容具體化。
所謂「反帝」就是維護國家的獨立。所謂「打倒帝國主義」無非是各個國家取得自己的獨立,結束殖民體系。
什麼是「反封建」﹖核心一點就是在自己國家裏面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文革」結束後,中國很多老革命和知識分子突然發現,中國的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這就是一心一意奪取政權而沒有把制度建設擺到應有高度的惡果。
1895年,嚴復就看到這一條了。他說﹕「國貴獨立,身貴自由。」這是「反帝反封建」最好的詮釋。
我的文章討論的不但是「反帝反封建」,而且是怎樣去「反帝反封建」。《反》文卻停留在要不要反帝反封建這樣比較低的層次上討論問題。
第三,史料和觀點失誤舉隅。
歷史學家發言的根據是史料和高遠的觀點。愚意以為《反》文有好些史料和觀點也經不起推敲。詳細討論只能待諸異日。隨便舉幾個例子吧。
義和團的事件不單是對洋人的抵抗,更大規模的是屠殺本國人民。為什麼通篇沒有提到屠殺本國人民﹖這是義和團反文明、反人類的重要罪行。1898年開始,義和團(包括其前身)一直屠殺本國人民。屠殺本國人民比殺掉的外國人民多100倍以上。殺掉的外國人有321人。殺掉多少本國人,這個數字一直沒有算清,但是最少不是100倍而是幾百倍的問題。但是這樣重要的問題,《反》文迴避了。
又如外國人入廣州城問題。《反》文強調是對條約有不同理解。即使按照《反》文說法,條約規定「外國官員可以進入廣州城」,但是事實上這一點也做不到。文章雖然口口聲聲講反封建,卻沒有譴責當時廣州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和咸豐皇帝怎麼「誤國」。他們以為「民氣可用」,操縱士紳組織民眾阻止外國人入城拜會官員、遊覽、做生意,結果惹下大禍。
又如《反》文說﹕「中國今天向全面小康社會的高速發展,中華民族今天能夠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學習西方列強得來的。」
改革開放以前為什麼國民經濟走到崩潰邊緣﹖改革開放以後為什麼中國會發展得這麼快﹖是學習東方還是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從哪裏來的﹖鄧小平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不要糾纏於姓社還是姓資,而是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來考慮國家的發展,《反》文說這樣的大話,是不是有違背鄧小平思想呢﹖
袁偉時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groups.msn.com/cuhk/page2.msnw?action=get_message&mview=0&ID_Message=3270
- April 10, 2006 at 5:36 am #118943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揭開義和團及反帝反封建真面目 .袁偉時
三月一日「冰點」復刊時批駁我的長文,史實錯誤頗多,論斷未能深思熟慮,邏輯混亂。義和團是封建統治者的工具,義和團的愚昧及暴行導致外敵入侵。中國人再不能掩飾甚至為這些暴行辯護,這對中國和中國人邁向現代化無所助益。
(編者按﹕這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寫給《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反駁該刊被封後復刊時所刊的張海鵬的題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主題》的文章。袁教授批駁文章原題為《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現刊登的標題為本刊編者所擬。為免篇幅太長,文末所列的註釋在本刊刊出時刪去,讀者可在本刊網站http://www.yzzk.com上閱讀。)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三月一日復刊,發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冰點》,以下簡稱《反》文),批判拙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冰點》),拜讀以後,留下四個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擺脫拙作惹事以來席捲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遺風,回歸學術討論的常規﹔其中夾雜一些引起不少讀者不滿的非學術用語,可以理解為環境和習慣使然,不必苛責。二是史實錯誤很多。三是論斷未能深思熟慮,邏輯混亂。四是集中了半個多世紀為義和團辯護的各種論據。
當前的辯論,實質是堅持還是摒棄左毒之爭。作為研究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史的學人,有責任針對這些觀點,提供史實,為撥亂反正略盡綿薄之力,讓廣大讀者在比較中作出自己的判斷。
對反帝反封建的扭曲
家國之戀和喜愛自由,這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感情。同其他國家的國民一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愛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自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帝反封建」對多數中國人說來,本來是人之常情,願意投靠外國反動勢力出賣國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隸、奴才的是極少數。但是,有兩個現象極為值得重視﹕一是有些梟雄、權奸以「愛國」名義欺世盜名,以國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國家」,掩蓋其專制獨裁統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降,有些人動輒斥責別人不愛國甚至賣國,為帝國主義或其他反動勢力服務。他們以為,只要揮起「愛國」這條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可以壓得別人服服貼貼。一大批有志報國的知識分子因此飽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這個話題,彷彿拙作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們的討論必須從什麼是反帝反封建這個常識性問題開始(秦統一後是不是封建制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本文採用中國大陸的習慣說法),以免中國人特別是知識階層再次淪為棒下冤魂。
首先應該指出,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建設一個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獨立的現代化國家﹔反帝、反封建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還有其他手段)。這一時期的許多悲劇,都與漠視這一主題息息相關﹔也只有在這個主題統領下,才能正確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內涵。「反帝」的內涵是反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反封建」的本義是讓國民從前現代的壓迫、束縛中解放出來,得到現代公民應有的各種自由,並相應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以切實的保障。兩者應該密切結合,以免「愛國主義」為別有用心之人所利用。這些本來不易產生歧義,但實際生活中常常出現種種不應有的扭曲 ,《反》文是體現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種是對內涵的扭曲。例如﹕《反》文對一八四零年以來的中國史有個概括﹕「前一百零九年是爭取國家獨立的歷史,後五十六年,是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的歷史。」而對前一百零九年(即一八四零至一九四九)的詮釋是「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這樣的詮釋簡單明瞭,但有兩點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國大陸的習慣,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執政者,都不是「人民群眾」,於是,立即出現一個問題﹕收回山東權益、治外法權、租界、關稅自主權是不是「反帝」——維護國家獨立的具體內容﹖以二百位將軍和百萬大軍的鮮血為代價抗擊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卻是記錄在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名下的歷史,《反》文的概括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
二是「前一百零九年」是不是對「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無所作為呢﹖「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零年間,中國工業的平均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三點八」,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六年間則為百分之九點二﹔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每年平均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八到九」。(註1)用日本著名中國經濟史學家的話來說是﹕「中國已經踏上以工業化為軸心的『中進資本主義』之路,則是不爭的事實。」(註2)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危機頻頻發生的環境下取得的﹔有歷史和經濟學常識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俗的成績。
多年來,有些歷史書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質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眾」的革命造反行動外,統統視而不見﹗《反》文對反帝反封建的詮釋,不是自己發明的﹔儘管如此,傳播左毒的責任是推不掉的。
至於對民主、法治內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說成是領導者的「作風」。有的只提民主決策的程序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抹煞現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運作的基礎–司法獨立則長期被視作資產階級的謬說。《反》文對這些都是諱莫如深的。
概念和邏輯混亂不清
要不要反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為何)﹔什麼環境下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何時)﹔用什麼方法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如何)﹔這是三個雖有密切聯繫,但又有嚴格區別的問題。以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義和團事件來說,冷靜地問一問﹕為何,何時,如何,本來可以是非立判。現在攪得沸沸揚揚,其中的思想混亂,歎為觀止﹗在網上隨意發洩情緒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區分,他們中有些人也許會隨著年齡和知識增長自己反思,不必計較。但對學術文章說來,這是絕對混淆不得的問題。不幸,《反》文卻犯了不該犯的概念和邏輯錯誤。
糾正後一種扭曲需要冷靜分析和排除民族主義情緒的干擾。作為長期被侵略的國家,中國民眾中有一種弱者心態,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時,不願冷靜反思,究竟我們自己有沒有做錯什麼﹖如果本國學者敢於揭示本國的錯誤,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陳年舊事,也會被一些民族主義者痛詆為「漢奸」、「買辦」、「賣國賊」。一些外國學者說了這一類話,則是「帝國主義立場未變」﹗流風所至,甚至有些外國史學家也受這種情緒沾染,努力為中國辯護,而沒有認真分析中國的失誤。
偉大的國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價的同情和自我辯解。為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中國人應該坦然面對過去。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都是文明與野蠻並陳。成長為偉大的現代國家和偉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蕩的胸懷,保障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任由人們說古道今,從而揚清滌垢,為長治久安開闢康莊大道。
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筆者必須申明﹕我一貫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火燒圓明園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惡。八國聯軍入侵也是一場侵略戰爭,而戰爭過程中他們又犯下搶掠、強姦和屠殺罪行。由於這些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本文的篇幅已經超過報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贅言。
秉著上述精神,以下針對《反》文的責難,清理多年來習非成是的扭曲﹔由於這類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問題略陳管見。
義和團的所作所為
《反》文指責拙作「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侵略上」。對義和團事件是肯定還是否定,不過是對一個具體歷史事件的認識,扯到「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上,這是多年來流行的所謂「上綱上線」的左毒再現。廣州有句俗語說得好﹕「大話怕計數」。一落到實處,大話就原形畢露了。就讓我們看看義和團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體關係吧。
請先從「反封建」說起。
(一)義和團是最腐朽的封建統治者的工具。
義和團所以能成為禍國殃民的大災難,關鍵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頑固、腐朽的滿漢權貴如莊親王、端郡王、剛毅、徐桐、毓賢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責任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在義和團暴行威脅下,國民和外僑的生命財產朝不保夕,正是這個政權腐朽性的體現。而在這個政權和義和團正式結盟以前,王公貴族和大臣的支持是義和團在京津迅速發展的條件之一。
(二)義和團事件展現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
在專制制度下,執掌絕對權力的統治者,總要作出危害國計民生的荒謬決定。沒有絕對專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對十一國宣戰的罪惡決定﹔敢於提出反對意見的總理衙門大臣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等滿漢大臣也不可能先後被殺。
(三)義和團的作為與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馳。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財產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權利。義和團恰恰是踐踏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見,義和團和義和團事件是封建專制的典型,把它與「反封建」聯繫起來,是對「反封建」的褻瀆。
那麼,它的反帝記錄又如何﹖義和團事件在中國的對外關係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鐵蹄蹂躪東北、華北。首都淪陷。六月二十日,慈禧下詔宣戰,同日開始俄軍乘機製造海蘭泡血案,接著侵佔黑龍江左岸僅存的一塊土地–江東六十四屯,共計八千左右的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黑龍江水﹗俄國侵略軍還賴著不走,埋下後來在東北興風作浪的禍根。大沽和京津沿線砲台被拆,外國在京津沿線留兵駐守,使館區也長留外國軍隊,由他們保衛和管理。賠款四億五千萬
- April 10, 2006 at 5:42 am #118944
匿名用戶
Participant袁偉時文章冰點拒登內情
袁的反駁文章轉給「冰點」,但現任主編認為此事已告一段落,不予刊出。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點零二分,現已調職的「冰點」前主編李大同接到袁偉時對張海鵬《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一文的反批評文章。袁附短信稱,「『冰點』發表了批判本人的文章,按照學術討論的公認準則,我有答辯權」,希望該刊盡快發表。李大同立即將袁偉時的信及文章發給《中國青年報》「冰點」主編陳小川和副主編杜湧濤,並留言「無論結果如何」,「給袁先生一個正式回覆」。陳小川在報社內部郵件中回覆稱,「不準備再討論此問題了」,袁和張文章一來一往,「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李大同不同意此說法,認為現在是張批袁,如不發表袁的反批評「必會引起海外媒體的一次大肆報道」,會對「冰點」聲譽造成很壞的影響。建議只選擇純歷史辨析部分發表,對當局、團中央、「冰點」與主編個人,都是利大於弊。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李大同看到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本報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韓笑二十四日電﹕日前,國務院新聞辦六局局長馮希望,在參加香港媒體駐京記者聯誼活動時表示,內地新聞管理正趨向更加開放、透明和寬鬆。在交談中,馮回答了本報記者有關《冰點》、《公益時報》等問題的提問。馮說,媒體對《冰點》的報道只引用了該版主編李大同公開信的內容,沒有聽聽其他有關方面的解釋,對《冰點》刊登的袁偉時的文章也沒有閱讀。而正是由於《冰點》刊登袁文後,一些讀者寫信給報社和其主管部門表示不滿,《中國青年報》的主管部門才決定暫時停刊整頓的。《冰點》復刊後刊發了張海鵬批評袁偉時觀點的文章,袁還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進行反批評。這說明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並不是什麼收緊言論、限制言論自由。」李當日即把《文匯報》的報道轉給陳小川,並給陳留言稱,「如果我們不發表,等於讓國務院新聞辦說謊,很難堪」。
但直到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冰點」主編陳小川沒有回覆李大同三月二十五日給他的留言,於是李直接給陳打電話詢問有無新的考慮。陳回答說還是不登,並說也沒有與團中央商量。李大同說「這會引起境外媒體又一輪報道」。陳說,「報就報唄」。
袁偉時的反批評文章最終未能在《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刊登。(嚴守中)■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br&%5Bs:110%5Dath=3625624052/15br1b.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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