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史家Shlomo Sand寫有一本新書，其書名頗有挑釁性——《猶太人是何時、如何杜撰出來的》。與Arthur Koestler等之前的史家一樣，Sand稱德系猶太人其實大多是Khazar人之後。Khazar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一千多年前曾在今天的俄羅斯南部創建大王國。Khazar王皈依猶太教，而根據這一理論，東歐猶太人大多是Khazar皈依者的後嗣。Sand還認為，西班牙系猶太人的祖先大都是北非一些未成為穆斯林、而是皈依猶太教的阿拉伯與柏柏爾部落，他們曾與穆斯林一道征服西班牙。
當不再勸化信眾之後，猶太人就成為一個封閉的、種族宗教性的群體（正如塔木德所言，「皈依者之於以色列，猶如癬疥之難。」）。
但歷史真相終歸是無足輕重的。神話強於事實，而神話說猶太人被從這塊土地上驅逐。這是現代猶太意識的重要層面，什麼學術研究都無法動搖。
三百年來，歐洲「民族化」了。現代民族國家取代了之前的社會構架，如城邦、封建社會與世襲帝國。民族理念承載著之前的一切，包括歷史。這些新民族都為自身制訂了一種「臆想的歷史」。換言之，每個國家都重新編排了古老的神話與歷史事實，以形成一種「民族歷史」，倡言其重要性，凝聚民眾。
如前所述，流散的猶太人在兩千年前是「正常」的，嗣後就變得「不正常」、特別了。在基督教歐洲流行的對猶太人的仇恨，也因此而強化。由於歐洲民族運動幾乎都有些反猶，許多猶太人覺得他們成了「局外人」，在新歐洲無處立足。一些人認定，猶太人必須遵行新的時代精神，把猶太群體變成一個猶太「民族」。
為此就需要對猶太歷史做修訂和重述，把一個宗教種族流散群體的編年史變成一部「民族」史詩。肩負其責的人是一位德國猶太人Heinrich Graetz，可把他認作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教父。他受德意志民族主義影響，創造了猶太「民族」史。他的觀念直至今日仍在影響猶太人的意識。
Graetz把《聖經》當作一部史書，收集所有的神話，提出了一套完整連貫的歷史敘述：先祖時代、出埃及、征服迦南、「第一聖殿」、巴比倫之囚、「第二聖殿」、聖殿被毀、大流亡。這就是我們在學校中學的歷史，也是猶太復國主義賴以立身的根基。
猶太復國主義在許多方面代表一場革命，但其精神革命是不徹底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把猶太群體解釋成一支猶太族群，又解釋猶太族群為一個民族，但從未釐定其間的差異。為贏得東歐傾向宗教的猶太群眾，猶太復國主義又向宗教妥協，最終成為一個大雜燴——宗教即民族，民族即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後又斷言，以色列不僅是屬於其公民（猶太公民？）的「猶太國」，而且是世界各地「猶太人」的「猶太國」。以色列的官方說法以以色列為「猶太人的民族國家」，但以色列法律定義的「猶太人」卻狹窄，只是猶太教民。
赫茨爾及其後繼者的勇氣，不如創建現代土耳其的基馬爾。基馬爾在土耳其國家與伊斯蘭之間明定疆界。並施行徹底的政教分離。但在以色列，一切仍混雜在一起。這對現實生活有許多影響。
例如，倘如我國法律條文所言，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國家，則以色列猶太人加入加州或澳洲的猶太社群，即不應受阻礙。故而幾乎所有以色列領導人都有子女遷居國外，便不足為奇了。
區分以色列民族與流散猶太人為何如此重要？回答之一就是，與一群宗教種族流散人口相比，一個國家對己對人的態度均有差別。
譬如：諸獸對危險的反應不同。瞪羚見有危險即竄逃，而自然又予其必要的稟賦與技能。獅子則堅守領地，抵禦入侵者。兩種方法都成功了，否則世上就沒有瞪羚與獅子了。
流散猶太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有效的、適應形勢的應對方法：猶太人一嗅到危險即四散逃離。正因如此，流散猶太人才能躲過無數的迫害，就連納粹種族滅絕也未將其毀滅。當猶太復國主義者決定建國，並真正在此地建國時，他們採取了國家性的應對方式：自衛並攻擊危險源頭。因而，流散人群與國家不可兼具，正如瞪羚與獅子不可兼具一樣。
我們以色列人如欲鞏固國家，就必須從子虛烏有的神話中解放自身，重新界定我們的民族史。出埃及紀是個很好的神話故事，也是個很好的寓言——它倡揚自由的價值，但我們必須承認神話與歷史、宗教與民族、流散人群與國家之間的區別，以找到我們在這一地區的位置，並逐漸與相鄰族群建立一種正常的關係。
（作者為以色列前議員、作家、和平主義者。譯者劉波。原題做《獅子與瞪羚》。http://zope.gush-shalom.org/home/en/channels/avnery/1208648191/。翻譯已預得對方同意。）
http://liubo.blshe.com/post/176/195185
Concerning Uri Avne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Uri_Avnery
http://www.avnery-news.co.il/english/uri2.html
